自行动管制令3月18日开跑至今，夜市已停止营业近3月，小贩手停口停，如今政府议决允许全国的露天市集、早市、夜市及及其它市集（Bazaar Ria），从6月15日起开放，早市及露天市集的营业时间限定为早上6时至11时，夜市则是下午4时至晚上10时，欢乐市集下午5时至晚上11时。
不过，小贩业者须依照中央政府所宣布的标准作业程序操作。SOP包括市集摊档之间的距离必须保持1.5至2公尺，且必须在露天及设有围篱的地方，以控制出入人流；只允许有一个入口及一个出口，意味着只能有单向走道，不能像往常一样折返。熟食档口的部分，不能设立桌椅，只允许打包。小贩必须拥有防护设备，如手套及口罩；小贩也必须下载mySejahtera应用程序。
小编想分享的是，这次的早市及夜市复工，会不会也掀起我国一股创业热潮呢？
上个月底的中国“两会”记者会上，中国总理李克强直接点赞──西部有个城市通过流动商贩的摊位解决了大量就业。他表示“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”，他罕见举例表达了对失业潮的担忧，并强调政府要过“紧日子”。
6月初，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时，再度高赞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，是“人间的烟火”、“中国的生机”。自此，地摊经济随后成为网络热词，各个城市纷纷推出相关政策、网友们热议摆什么摊，一时间“地摊、夜市”经济成为民间与媒体热议的话题，大有“全民练摊”之势。
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，已经有不少大城市提出要放开地摊经济，包括上海、南京、成都等至少27地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。原来，对拥有14亿人口大国的中国而言，并非所有城市都欢迎”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”。
但耐人寻味的是，尽管李克强大力提倡“地摊经济”以鼓励失业人士做小贩谋生的政策，的确为疫后的中国就业市场带来乐观的氛围，但是他的政策推出还不足一周，就突然传出遭中国中央宣部下令封杀，不鼓励媒体报道有关“地摊经济”的课题，北京还带头反地摊经济。
《北京日报》便发出的评论措辞坚定：“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。”“北京是国家首都，北京形象代表首都形象、国家形象。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，有着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。以首善标准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，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，不应也不能发展那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、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。”
港台媒体把这个突然让地摊经济降温的事态发展视为中共内斗，认为事件反映“习李斗”白热化，李克强以鼓励经济民粹主义的发展，来对抗习近平的政治民粹主义，无奈国务院孤立无援，最后被赶绝“收摊”。姑不论这些是否属实，但从“地摊经济”的层面看，它的确有其靠谱的一面。
几十年来，“地摊经济”在中国官方语境一直是“脏、乱、差”的象征；人民日报评论便称，满街的地摊可能引发交通、卫生和食物品质的监管问题，应冷静思考。
地摊经济该不该鼓励？
那么，对于步入后疫情时代的中国，面对稳就业压力的剧增，鼓励“地摊夜市”经济或许不失为民众自谋生路的最简捷方式。因为对于拥有14亿人口大国而言，虽然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，人均GDP也超过1万美元，但亮丽数据的背后，中国仍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超过1千元人民币。尤其是地区间、中西部城市间的差距相当大。只是对于定位不同的城市而言，该不该鼓励以及实施后如何管理，小编就不剖析这一块了。
但是，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，事实上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内地私营经济开始兴起，一批如今被大众耳熟能详的企业家，包括京东创始人刘强东、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、华为任正非等，当年也曾由“摆摊”起家。为抢到这一波的地摊经济商机，中国电商也加入，包括阿里、京东、微信、美团、苏宁等接连发布各项扶持、甚至是免息賖购、供货等计划。
据该报道例证：
阿里巴巴马云：1991年，怀揣英语梦的马云和朋友成立了海博翻译社，结果入不敷出，为维持生计，马云把一半的店面出租，自己独自去了义乌、广州进货，摆地摊卖小礼品、鲜花，甚至还有内衣和袜子。凭借著这些利润丰厚的地摊外快，马云的海博翻译社得以生存下去。海博翻译社盈利之后，马云投身互联网，创办了“中国黄页”，也就是阿里巴巴的前身。
华为任正非：1987年，因为损失200万元物资而被南油集团开除的任正非，拉着5个朋友筹了2万元成立了华为，先后卖过保健品、减肥药、火灾报警器等，在有了“第一桶金”之后开始代理香港的交换机，才正式进入通信行业。
海底捞张勇：同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张勇借了1200元倒卖游戏机，结果被骗，他只能再度创业，摆地摊做起了麻辣烫，1994年创立了第一家海底捞。张勇后来说自己不爱吃火锅，因为过去摆地摊的时候，每天忙到凌晨后都吃别人剩下的火锅。
我国 Pasar Pagi、Pasar Malam 还是 Bazaar Ria，会不会也一夜间火起来呢？15日后，可以拭目以待了！
．图文 : 网络．
